三官点点头。蒯记者好奇地问：“怎么起这么个名字？”三官一笑，说：“爹娘没文化，下生的时候，炕头上贴着张天官老爷，我在家里行三，就叫三官了。”三官按上一锅烟，蒯刚说：“我这儿有，你的烟解渴不解瘾。”
两人点了一根烟，蒯刚问：“老魏，干了多少年了，有年头了吧？”三官长叹了一声，说：“从四六年开始，你自己算。”蒯刚感叹地说：“你们这代人，啥事儿也经历过了。农村政策一直不稳定，三五年一变，老百姓不买账，这农村啊，一头儿挑着社员的生活，一头呢挑着国家政策，干部不好当。”三官没吱声，老蒯懂农村，懂庄稼人，心头**辣的，蒯刚说：“不容易啊，一辈子！”
三官抬头的时候，眼角有颗泪，圆圆的像个月亮，啪地掉地上了，碎了。“我六岁没了爹娘，天下闹荒灾，没娘的孩子跟人逃荒，别提多难了，一直逃到河北，再往前走一步就进河套地界了。第二年，荒灾过去了，逃荒的陆续回来了，眼巴巴地看着人家往回走，没一分钱的盘缠，真难啊。有一天街上过队伍，灰不拉叽的衣裳。当官的说，小兄弟，你给我牵马吧，一天俩窝头，管吃不管睡。我牵着马尾巴，从河北一直走到老家，千儿八百里地呢。后来听人家说，是咱们八纵的队伍。”
三官摇摇头，眼里泪汪汪的，“不说了，不说了，没意思儿，老辈子的事了。四五年春天，范立田从紫镇过来工作，住在八里洼。”蒯刚问道：“省委范书记？”三官点头说：“四六年开始土改运动，成立八里洼党支部，我是第一任支部书记。土改、复查、三反五反、抗美援朝、初级社、高级社、人民公社、四清、文化大革命，啥运动也赶上了，没落下一遭儿。”
蒯刚说：“咱们走了不少弯路。”三官沉重地说：“老蒯，咱们老百姓最经不起折腾，一场运动蔫了，一场运动活了，像块抹布儿，谁上台谁搓一把。”夜风慢慢凉了，半圆的月亮挂在天空，村里一点动静也没有，狗也睡沉了。三官给羔子拉了拉衣裳，羔子打了一个激灵，猛丁醒了，惺忪着眼问：“鸡叫了吧？三官，你们有多少话儿！”
第二天一早，三官刚下炕，何松年进了大门，三官媳妇问道：“松年，今儿不割谷了？”松年说：“跟你帮一天忙。三官还没下炕？”三官媳妇洗了把脸，扎煞着手说：“起来了。小萍割的咋样了？”松年蹲在地上包了一根烟，说：“昨儿明智回来了，今儿一天兴许割完了。”三官出了门，水缸跟前三根木棍支了个脸盆儿，抄水洗了一把脸。
何松年问：“三哥，听说上边来了个大记者，啥来头？”三官说：“在志远家住下了，搞调查呢，没别的说处。”松年说：“嘁，屁大的事儿，还惊动了记者？”三官说：“记者不是为咱们的事儿来的，和田没这么大的能耐。松年，组里的谷子，你看了没有，明儿开镰，省得撑他们的眼珠子。”松年说：“我刚转了一圈儿，还有不少黄粒儿呢，过两个晌午不迟。场院里没空闲，咱是谷种儿，场院不干净，打出种子来不纯。”
正说着话，蒯刚进来了，头上扣了一顶烂草帽，腋下夹着一把镰刀。蒯刚说：“老魏，今儿跟你割谷子。”何松年愣了愣，三官说：“松年，这位是从省里过来的大记者，老蒯。”两人见了面儿，老蒯很朴实，松年觉得蒯刚很亲切，心里的那层戒心放下了。三官说：“蒯记者，早上时辰短，不割了。咱出去转转，你参观参观咱们的农业基地。”蒯刚说：“老魏，你说到我心里去了。”
三人出了村，蒯刚说：“我听了不少话，主要是贫富不均的问题。”松年有些紧张，三官嘴角笑了笑，说：“老蒯，不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吗？”蒯刚说：“话是这么说，距离不能拉得太大，不要忘了，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。”何松年不高兴地说：“咱们想给大伙儿做个样儿，没贪没占。”蒯刚温和地说：“我不是给你们扣帽子，你们富了，可你们占用了村集体的生产资料。村里的土地，你们承包了，别人就失去了承包土地的机会。”
何松年心里不服，说：“当初让谁包谁不包，承包前，村里专门张贴了皇榜，没几个人报名，后来吧，怕错过了农时，咱们几个人一合计干起来了。”蒯刚说：“社员对土地对政策缺少认识，农民嘛，对新事物总有一个认识过程。你设想一下，如果现在重新发包，他们包不包？”何松年随口说：“那是肯定的，见到好处了呗。”蒯刚说：“这就对了，你们的带头作用发挥出来嘛！”
到了地头上，棉花地里好像有人动，站起来又伏下去，花铃儿还没咧嘴，不担心谁偷。三官朝地里大声喊道：“明仁！过来吸根烟。”果然是明仁，顺着棉垄儿过来了。蒯刚的眼睛发亮，说：“这就是你们说的基地吧？”三官说：“是呢。这一片儿是棉花，咱们自己培育的新棉种，白云113，懒棉花。不抹边心，不打耳子，随着它长。省里专家说是无限型的。”
蒯记者很高兴，说：“没见过这么好的棉花！你们真有本事儿，很值得推广。种子咋卖，多少钱一斤？”何松年说：“原先跟省农科所合作，合同期满了，他们撤回去了。种子由他们代销，咱们管种，人家管卖。”蒯刚点头说：“这个办法很好，有点新型农业的意思儿。”明仁过来了，三官介绍说：“蒯记者。”明仁点点头，蒯刚要跟明仁握手，明仁把手缩回去了，笑着说：“一手绿虫子，不握了吧。”
两人点了一根烟，蒯刚问：“老魏，干了多少年了，有年头了吧？”三官长叹了一声，说：“从四六年开始，你自己算。”蒯刚感叹地说：“你们这代人，啥事儿也经历过了。农村政策一直不稳定，三五年一变，老百姓不买账，这农村啊，一头儿挑着社员的生活，一头呢挑着国家政策，干部不好当。”三官没吱声，老蒯懂农村，懂庄稼人，心头**辣的，蒯刚说：“不容易啊，一辈子！”
三官抬头的时候，眼角有颗泪，圆圆的像个月亮，啪地掉地上了，碎了。“我六岁没了爹娘，天下闹荒灾，没娘的孩子跟人逃荒，别提多难了，一直逃到河北，再往前走一步就进河套地界了。第二年，荒灾过去了，逃荒的陆续回来了，眼巴巴地看着人家往回走，没一分钱的盘缠，真难啊。有一天街上过队伍，灰不拉叽的衣裳。当官的说，小兄弟，你给我牵马吧，一天俩窝头，管吃不管睡。我牵着马尾巴，从河北一直走到老家，千儿八百里地呢。后来听人家说，是咱们八纵的队伍。”
三官摇摇头，眼里泪汪汪的，“不说了，不说了，没意思儿，老辈子的事了。四五年春天，范立田从紫镇过来工作，住在八里洼。”蒯刚问道：“省委范书记？”三官点头说：“四六年开始土改运动，成立八里洼党支部，我是第一任支部书记。土改、复查、三反五反、抗美援朝、初级社、高级社、人民公社、四清、文化大革命，啥运动也赶上了，没落下一遭儿。”
蒯刚说：“咱们走了不少弯路。”三官沉重地说：“老蒯，咱们老百姓最经不起折腾，一场运动蔫了，一场运动活了，像块抹布儿，谁上台谁搓一把。”夜风慢慢凉了，半圆的月亮挂在天空，村里一点动静也没有，狗也睡沉了。三官给羔子拉了拉衣裳，羔子打了一个激灵，猛丁醒了，惺忪着眼问：“鸡叫了吧？三官，你们有多少话儿！”
第二天一早，三官刚下炕，何松年进了大门，三官媳妇问道：“松年，今儿不割谷了？”松年说：“跟你帮一天忙。三官还没下炕？”三官媳妇洗了把脸，扎煞着手说：“起来了。小萍割的咋样了？”松年蹲在地上包了一根烟，说：“昨儿明智回来了，今儿一天兴许割完了。”三官出了门，水缸跟前三根木棍支了个脸盆儿，抄水洗了一把脸。
何松年问：“三哥，听说上边来了个大记者，啥来头？”三官说：“在志远家住下了，搞调查呢，没别的说处。”松年说：“嘁，屁大的事儿，还惊动了记者？”三官说：“记者不是为咱们的事儿来的，和田没这么大的能耐。松年，组里的谷子，你看了没有，明儿开镰，省得撑他们的眼珠子。”松年说：“我刚转了一圈儿，还有不少黄粒儿呢，过两个晌午不迟。场院里没空闲，咱是谷种儿，场院不干净，打出种子来不纯。”
正说着话，蒯刚进来了，头上扣了一顶烂草帽，腋下夹着一把镰刀。蒯刚说：“老魏，今儿跟你割谷子。”何松年愣了愣，三官说：“松年，这位是从省里过来的大记者，老蒯。”两人见了面儿，老蒯很朴实，松年觉得蒯刚很亲切，心里的那层戒心放下了。三官说：“蒯记者，早上时辰短，不割了。咱出去转转，你参观参观咱们的农业基地。”蒯刚说：“老魏，你说到我心里去了。”
三人出了村，蒯刚说：“我听了不少话，主要是贫富不均的问题。”松年有些紧张，三官嘴角笑了笑，说：“老蒯，不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吗？”蒯刚说：“话是这么说，距离不能拉得太大，不要忘了，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。”何松年不高兴地说：“咱们想给大伙儿做个样儿，没贪没占。”蒯刚温和地说：“我不是给你们扣帽子，你们富了，可你们占用了村集体的生产资料。村里的土地，你们承包了，别人就失去了承包土地的机会。”
何松年心里不服，说：“当初让谁包谁不包，承包前，村里专门张贴了皇榜，没几个人报名，后来吧，怕错过了农时，咱们几个人一合计干起来了。”蒯刚说：“社员对土地对政策缺少认识，农民嘛，对新事物总有一个认识过程。你设想一下，如果现在重新发包，他们包不包？”何松年随口说：“那是肯定的，见到好处了呗。”蒯刚说：“这就对了，你们的带头作用发挥出来嘛！”
到了地头上，棉花地里好像有人动，站起来又伏下去，花铃儿还没咧嘴，不担心谁偷。三官朝地里大声喊道：“明仁！过来吸根烟。”果然是明仁，顺着棉垄儿过来了。蒯刚的眼睛发亮，说：“这就是你们说的基地吧？”三官说：“是呢。这一片儿是棉花，咱们自己培育的新棉种，白云113，懒棉花。不抹边心，不打耳子，随着它长。省里专家说是无限型的。”
蒯记者很高兴，说：“没见过这么好的棉花！你们真有本事儿，很值得推广。种子咋卖，多少钱一斤？”何松年说：“原先跟省农科所合作，合同期满了，他们撤回去了。种子由他们代销，咱们管种，人家管卖。”蒯刚点头说：“这个办法很好，有点新型农业的意思儿。”明仁过来了，三官介绍说：“蒯记者。”明仁点点头，蒯刚要跟明仁握手，明仁把手缩回去了，笑着说：“一手绿虫子，不握了吧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