玉兰给大姑端了一碗儿茶，大姑脸上不自在，问：“大姑，您跟谁生气了？上了年纪有多少看不惯的，也该忍住性子。”三官媳妇苦笑着说：“菊花过一天搬家，跟你说一声，你要有工夫，陪我给她上上香。”玉兰一愣，问：“过得好好的，往哪儿搬？”
三官媳妇默默看了玉兰一眼，说：“菊花的心比磨盘还大呢。今儿跟钟元进城上货，说是在城里看上了一家铺面儿，租金又不贵，没打含糊，一口就应了人家。”玉兰听明白了，心里直赞叹菊花有见识，怕说多了大姑不高兴，只好说：“随她吧，这些年菊花没少孝敬您，乍一离开，您不舍得是真的。”
三官媳妇眼圈儿一红，说：“钟秀有个好身子，钟元走到天边我也不怕。孬好兄弟俩在跟前，凡事儿有个帮衬，钟元一走，你姑夫上了年纪，钟秀动不了，你让我指望谁去！”玉兰劝解说：“大姑，您沉住气儿，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儿，这几年地里没啥指望，粮食不值钱，有本事的，谁还在地里死受？菊花年纪不大，出去弯弯腰就比在家里强，将来在城里站住脚了，菊花也不是没良心的。”
三官媳妇说：“我也这么想，菊花心大，也亮堂，兴许混个样儿出来。就当为孙子想吧，菊花站住脚跟了，孙子的户口跟着办出去，往后就是城里人了。”三官媳妇挂牵菊花的事儿，也是坐不住，说了几句话，要走。玉兰把大姑送出门去，三官媳妇问道：“你婆婆还在你二姐哪里？上了年纪，不宜出门儿，有个不好，你二姐跟着作难。”玉兰说：“过一天，我把她接回来。”
三官媳妇进了家门，钟元在家里坐着等她过去吃饭，三官媳妇的脸立时就冷下来了，生气地说：“钟元，跟娘说实话，是你的主意儿，还是你媳妇的主意？你们躲得远远的，好没良心的种子！”钟元嗫嚅了一阵子，说：“娘，是我的主意儿，菊花说了不算。”
三官媳妇冷笑着一声，说：“钟元，你媳妇还能把你吃了？你媳妇一句话，比圣旨还好使！”钟元嘟囔着说：“种几亩地没啥赚头，苦撑苦熬一年，手里剩不下几个钱。菊花说，出去混几年，要是好呢，置套房子，把您和爹搬过去享福，再不，回来建套宅院，咱也风光风光。”
三官媳妇没打算难为钟元，少不得忍下一口气，说：“钟元，往后你不在爹娘跟前了，多跟菊花商量着，不能啥事儿都由着她吧。”见娘脸上舒开了，钟元松了一口气。三官媳妇翻箱倒柜，翻出一沓儿钱，说：“这些年来省吃俭用，你嫂子贴补我两个，没舍得用，几年下来，积攒了这么多。你别嫌少，派不上大用场，能添补点啥就添补点啥。”
钟元横竖儿不接，说：“嫂子给了两千，菊花娘家凑合了几百块钱，您和爹别操心了。”三官媳妇心疼儿子，说：“元儿，不多，我和你爹的意思儿。俗话说，破家值万贯，一搬十年穷。乍一搬家，缺这少那，样样儿不方便。”钟元还是不接，三官媳妇冷笑道：“我知道我儿子的本事儿，是让娘递到菊花手上吧？”钟元咧着嘴巴笑着说：“一出一进归菊花管，大事儿我当家。”
家里人口少，钟秀又不方便，一家人上了炕，小饭桌不大，七碟子八碗一摆，就满满的了。菊花把着壶儿，给爹娘满了酒，钟秀不喝酒，菊花也不敢让，钟元原本有些酒量，在爹娘跟前，不敢放肆，少不得收敛了，捂着酒盅儿推说不喝，菊花怕爹觉得冷清，笑着说：“别酸文假醋的了，今儿赔着爹喝一盅儿，明儿再把嘴吊起来。一会儿给爹娘敬酒。”
一家人坐下，菊花端了端盅儿，眼圈儿先红了，说：“爹，娘，我先给您老人家赔个不是，不是媳妇迈您这道槛儿，事先没跟您老商量，您别跟媳妇儿生气。”三官没言语，三官媳妇也没笑脸，水英怕冷了菊花的心，忙说：“菊花，你多心了！爹娘盼着儿女过好日子，你乍一走，别说爹娘冷清，我还舍不得呢。”
钟秀说：“国家政策开放，是该出去闯闯。上海的股市放开了，国家慢慢进入了资本经济时代。六十年代后期城市人口膨胀，国家为了削减城市人口，采取了不少措施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好些城里人跟着出来了，现在国家经济有了好转，农村人口开始往城里走，说起来是件好事儿。”
钟秀说啥，三官听不懂，他也不是榆木脑袋，明知农村日子不好过，日子到底比前些年强多了，万一国家政策有变动，进城未必是件儿好事，一步路走不顺，把家底儿折腾光了，将来咋办？五八年五九年多少城里人，饿得眼珠子发绿，跑到乡下过日子。明和招谁惹谁了，挣了几个钱，被打成了资本家，受了多少年管制？
钟秀说：“爹，您老别想多了，时代在变，您老的思想也得变变。咱农村这一块儿，国家给了半个政策，土地放开了，市场没放开，眼看着走下坡路，连续三年大丰收，粮食没行市，价钱一天比一天低，老百姓的积极性出溜下去了。”
三官说：“越来越看不懂了，土地下放，肚子吃饱了，粮食堆成了山，哪儿也不缺粮食，卖给谁去？粮食丰收了，老百姓还是不富裕，粮食换不成钱，种地越来越潦草，这么下去，不跌跟头才怪。”
三官媳妇默默看了玉兰一眼，说：“菊花的心比磨盘还大呢。今儿跟钟元进城上货，说是在城里看上了一家铺面儿，租金又不贵，没打含糊，一口就应了人家。”玉兰听明白了，心里直赞叹菊花有见识，怕说多了大姑不高兴，只好说：“随她吧，这些年菊花没少孝敬您，乍一离开，您不舍得是真的。”
三官媳妇眼圈儿一红，说：“钟秀有个好身子，钟元走到天边我也不怕。孬好兄弟俩在跟前，凡事儿有个帮衬，钟元一走，你姑夫上了年纪，钟秀动不了，你让我指望谁去！”玉兰劝解说：“大姑，您沉住气儿，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儿，这几年地里没啥指望，粮食不值钱，有本事的，谁还在地里死受？菊花年纪不大，出去弯弯腰就比在家里强，将来在城里站住脚了，菊花也不是没良心的。”
三官媳妇说：“我也这么想，菊花心大，也亮堂，兴许混个样儿出来。就当为孙子想吧，菊花站住脚跟了，孙子的户口跟着办出去，往后就是城里人了。”三官媳妇挂牵菊花的事儿，也是坐不住，说了几句话，要走。玉兰把大姑送出门去，三官媳妇问道：“你婆婆还在你二姐哪里？上了年纪，不宜出门儿，有个不好，你二姐跟着作难。”玉兰说：“过一天，我把她接回来。”
三官媳妇进了家门，钟元在家里坐着等她过去吃饭，三官媳妇的脸立时就冷下来了，生气地说：“钟元，跟娘说实话，是你的主意儿，还是你媳妇的主意？你们躲得远远的，好没良心的种子！”钟元嗫嚅了一阵子，说：“娘，是我的主意儿，菊花说了不算。”
三官媳妇冷笑着一声，说：“钟元，你媳妇还能把你吃了？你媳妇一句话，比圣旨还好使！”钟元嘟囔着说：“种几亩地没啥赚头，苦撑苦熬一年，手里剩不下几个钱。菊花说，出去混几年，要是好呢，置套房子，把您和爹搬过去享福，再不，回来建套宅院，咱也风光风光。”
三官媳妇没打算难为钟元，少不得忍下一口气，说：“钟元，往后你不在爹娘跟前了，多跟菊花商量着，不能啥事儿都由着她吧。”见娘脸上舒开了，钟元松了一口气。三官媳妇翻箱倒柜，翻出一沓儿钱，说：“这些年来省吃俭用，你嫂子贴补我两个，没舍得用，几年下来，积攒了这么多。你别嫌少，派不上大用场，能添补点啥就添补点啥。”
钟元横竖儿不接，说：“嫂子给了两千，菊花娘家凑合了几百块钱，您和爹别操心了。”三官媳妇心疼儿子，说：“元儿，不多，我和你爹的意思儿。俗话说，破家值万贯，一搬十年穷。乍一搬家，缺这少那，样样儿不方便。”钟元还是不接，三官媳妇冷笑道：“我知道我儿子的本事儿，是让娘递到菊花手上吧？”钟元咧着嘴巴笑着说：“一出一进归菊花管，大事儿我当家。”
家里人口少，钟秀又不方便，一家人上了炕，小饭桌不大，七碟子八碗一摆，就满满的了。菊花把着壶儿，给爹娘满了酒，钟秀不喝酒，菊花也不敢让，钟元原本有些酒量，在爹娘跟前，不敢放肆，少不得收敛了，捂着酒盅儿推说不喝，菊花怕爹觉得冷清，笑着说：“别酸文假醋的了，今儿赔着爹喝一盅儿，明儿再把嘴吊起来。一会儿给爹娘敬酒。”
一家人坐下，菊花端了端盅儿，眼圈儿先红了，说：“爹，娘，我先给您老人家赔个不是，不是媳妇迈您这道槛儿，事先没跟您老商量，您别跟媳妇儿生气。”三官没言语，三官媳妇也没笑脸，水英怕冷了菊花的心，忙说：“菊花，你多心了！爹娘盼着儿女过好日子，你乍一走，别说爹娘冷清，我还舍不得呢。”
钟秀说：“国家政策开放，是该出去闯闯。上海的股市放开了，国家慢慢进入了资本经济时代。六十年代后期城市人口膨胀，国家为了削减城市人口，采取了不少措施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好些城里人跟着出来了，现在国家经济有了好转，农村人口开始往城里走，说起来是件好事儿。”
钟秀说啥，三官听不懂，他也不是榆木脑袋，明知农村日子不好过，日子到底比前些年强多了，万一国家政策有变动，进城未必是件儿好事，一步路走不顺，把家底儿折腾光了，将来咋办？五八年五九年多少城里人，饿得眼珠子发绿，跑到乡下过日子。明和招谁惹谁了，挣了几个钱，被打成了资本家，受了多少年管制？
钟秀说：“爹，您老别想多了，时代在变，您老的思想也得变变。咱农村这一块儿，国家给了半个政策，土地放开了，市场没放开，眼看着走下坡路，连续三年大丰收，粮食没行市，价钱一天比一天低，老百姓的积极性出溜下去了。”
三官说：“越来越看不懂了，土地下放，肚子吃饱了，粮食堆成了山，哪儿也不缺粮食，卖给谁去？粮食丰收了，老百姓还是不富裕，粮食换不成钱，种地越来越潦草，这么下去，不跌跟头才怪。”